航心配资立陶宛新总理表态：2021年涉台决定“或许过于大胆”

原标题：立陶宛新总理表态：2021年涉台决定“或许过于大胆”

据路透社报道，立陶宛新总理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当地时间14日称，2021年底立陶宛允许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的决定“或许过于大胆”。报道将其解读为，辛克维丘斯在就职首日便“寻求修复与中国的关系”。

立陶宛新总理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

14日，立陶宛议会投票通过辛克维丘斯的内阁名单和施政纲领，在回答议员提问时，他说：“我们希望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我们与中国长期保持着关系，后来出现了这些政治决定——这些决定很大胆，也许过于大胆，也许有些脱离当时的整体背景。”

辛克维丘斯的施政纲领中写道，立陶宛将“与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至欧盟其它成员国的水平”。14日，辛克维丘斯重申了这一说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辛克维丘斯还对记者宣称，针对所谓“台湾代表处”，他认为“无需改变现状”也能够恢复与中国的关系，称“外交部有几种解决这一局面的方案”，但未说明具体内容。

2021年8月，当时立陶宛政府一再冲到反华前线，频繁炒作涉台问题，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在其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中国与立陶宛关系随即陷入冰点。

今年2月，时任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承认，允许民进党当局在维尔纽斯设立所谓“代表处”是一项战略错误，最终导致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

6月2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路透社记者提问：外交部能否证实立陶宛已同意中方设立代办处？中方是否即将重开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是否考虑恢复中立关系？

郭嘉昆对此表示，关于中立关系，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当前中立关系的困难和症结在于立方违背一个中国原则，背弃了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的政治承诺。

“中方同立方沟通的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的正确轨道上来，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郭嘉昆说。

延伸阅读

【环球时报驻立陶宛特约记者邓仪环球时报记者李萌】编者的话：今年以来，立陶宛政府高层数次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该国外长布德里斯只有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职位；今年2月，立总理鲁吉尼埃内公开承认，2021年允许台湾当局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与此同时，立陶宛近期一项民调显示，该国58%的成年受访者支持将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从政坛高层到民间社会，立陶宛呼吁修复对华关系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一转变，既源于立陶宛国内经济受损、民意求变的现实压力，也受到美国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的深刻影响。

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资料图

多类企业受到冲击

今年5月，已经经营了26年的立陶宛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宣布企业即将停产，且公司将裁员23人。据立陶宛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该国就业服务局近期发布的消息显示，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现已无任何新订单，目前仅有30名员工。企业财报显示，这家公司去年营收仅有32.2万欧元，为2024年700万欧元营收的4.6%，全年净亏损130万欧元。从2022年开始，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就不断裁员，2022年裁撤38人、2024年裁59人。

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的困境，是很多立陶宛企业2021年之后都面临的问题。这一年的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之后，中方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对华关系的恶化，给该国企业带来了巨大代价。

《华尔街日报》2022年的一篇报道说中了当时立陶宛政府的“打算”。文章称，长期以来，立陶宛自中国进口商品的规模远大于其对华出口规模，因此立陶宛政府或许预判，即便立中贸易关系因为政府政策受到影响，立经济也能够承受冲击。2021年中立关系恶化前，立陶宛直接对华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1%左右，投资领域情况也大致相同。

然而，立政府为自己的战略短视和政治投机付出了代价。据“欧盟动态”新闻网此前报道，欧盟委员会官员称，2021年12月，也就是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的次月，立对华出口额暴跌91%。2025年，立陶宛对中国出口相比2021年降了超过50%。

旅居立陶宛近30年的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措吉多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观察到，除高科技企业外，对华关系恶化对立陶宛其他两类企业的影响也很大。第一类是直接面向中国市场的出口企业。立陶宛一名从事食品和日用品出口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原本已经谈好的订单在2021年11月之后突然被取消。货物已经生产，销售渠道却不稳定，因此他们只能临时寻找其他市场，商品价格被压得很低，有些甚至是保本出货。该负责人无奈地说道：“问题不是卖不卖得出去，而是突然之间不知道能不能卖。”

第二类是做中间环节的供应商。措吉多吉表示，这类企业本来并不直接面对中国市场，而是为德国等欧洲企业提供零部件或配套产品。然而，立陶宛与中国关系紧张之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风险：如果供应链中包含立陶宛产品，会不会影响在中国的业务？一旦出现这种顾虑，即使没有明确限制，一些订单也会被转移。

图为立陶宛

有立陶宛媒体报道该国一些企业的困境说，它们失去的并不是“已经签好的订单”，而是“本来会签的订单”。这类影响在数据中往往看不出来，但对企业来说却是最致命的。

立陶宛经济学家波维劳斯卡斯2022年初就警告说，对于该国来说，投资者信心动摇或将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隐患。有观察人士称，对华关系恶化给立陶宛企业带来的变化，不只是贸易量的减少，还包括外界对立企业信心的下降。

多重现实压力推动立检讨对华政策

立陶宛的对华政策曾长期保持相对务实，聚焦贸易与文化交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的文章显示，立陶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曾在较长时间处于增长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立陶宛更是将中国视为经济增长与投资的潜在来源之一。

然而，2019年之后，立陶宛对华政策出现大转弯。这一年的2月，立陶宛安全部门在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5个月后，立政府表示不支持吸引中国投资参与克莱佩达港口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投资“可能会威胁立陶宛国家安全”。

对于立陶宛政府2019年前后的政策转向，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首先，在国内民粹主义上涨的背景下，2019年之后，立陶宛逐渐在所谓“安全”的框架下讨论涉华议题。这一时期，在立陶宛政府的官方表述中，中国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系统性挑战”。当外交语言从“合作与分歧”转向“阵营与对抗”时，对外政策本身就更容易走向激进。

其次，立陶宛对华政策受到执政党倾向的影响。简军波解释称，2020年10月，立陶宛议会选举后，以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党为主导的中间偏右联盟组建政府。这一届立陶宛政府提出“价值观外交”，对外政策强调所谓“原则立场”。在该届政府执政期间，立陶宛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姿态明显趋于强硬和冒进。2021年2月，立议会通过有关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等决议。3个月后，立陶宛议会又通过决议，干涉新疆问题。

最后，在安全领域，立陶宛对美国的依赖极深，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亲美外交路线。简军波表示，随着近年来美国对华转向遏制与打压，立陶宛的对华立场逐渐偏离理性轨道。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中东欧国家的关注度有所降低，立陶宛为向美方示好、争取更多战略关注，选择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以此向华盛顿递交“投名状”。

然而，从2024年底、2025年初开始，立陶宛对华政策层面逐渐浮现出检讨的声音。这一转变并非突然而至，而是多重现实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亚旭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立陶宛此举本质上是在经济失血、外交孤立等压力下的被动止损。在外交层面，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仍然保持与中国的务实合作，立陶宛已陷入彻底的孤立状态，成了欧盟内部的异类。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美国政策的变化是立陶宛调整对华立场的重要背景。当初立陶宛敢于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很大程度上是认为自己能得到美国支持。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如果立陶宛仍坚持原有立场，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出头鸟”的位置。

还有观点认为，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未换来美国实质性的回报，这让立陶宛方面觉得自己吃了亏。美方曾承诺的6亿美元出口信贷，最终实际到位的金额仅为900万美元。此外，2021年，台湾当局宣布计划对立陶宛投入巨额资金、建设5座芯片工厂、创造数千个高薪岗位，并扬言将立陶宛打造为“欧洲硅谷”。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承诺几乎全盘落空——仅设立了一笔1000万欧元规模的技术基金，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芯片厂项目毫无实质进展，科技园区规划也已停滞。

民间始终存在一个声音：要稳定，不要对抗

2024年10月，立陶宛再次举行议会选举，而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成为立议会第一大党。这一年的12月，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涅曼黎明党、民主联盟组建新一届政府。